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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浅析论文3篇

发表时间:2017-09-27 09:16  作者:符佳元  努力统计中... 人参与现代文学浅析论文3篇访问量在线咨询
试谈《祝福》中的祭祀民俗
作者:李小宁
摘 要: 民俗是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认知、理解和沟通的文化指令,包含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文化规则。鲁迅的《祝福》既是对旧中国传统妇女不幸遭遇的人生写照,又是对旧中国民俗生活的艺术再现。他以“祝福”祭祀为民俗载体,选择文化批判方式,或隐或显地叙述了祝福世界中旧礼教的社会本质。
关键词: 《祝福》 祭祀民俗 文化批判
民俗是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认知、理解和沟通的文化指令,包含了人生中最基本的生活行为方式[1]1。个体的人因为民俗而具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民俗因为个体的生存实践而显示出存在的价值。鲁迅《祝福》中一共提到四个祭祀节日:送灶、祝福、中元节和冬至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祭祀民俗。
《祝福》开头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又“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2]121,空中弥漫的火药味,让人们沉浸在祭祀之后的满足中。这是中国祭祀“灶神”(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写照,分为接灶和送灶。其程序在宋代定型,范成大有《祭灶词》,较准确地记述了当时社会祭灶风俗: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恋,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祝福》以爆竹声响为开头,不仅为节日增添许多热闹气氛,还有辞旧迎新之意。
“祝福”是鲁镇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活动之一,一般发生在腊月二十日到三十日之间。《祝福》写“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但是老了一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的好运气”。又“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竞没有添短工”。又“腊月二十以后就忙起来了……这回需雇短工……另外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的通红”[2]122。可见,祭祀前要准备很多干净东西,以示对神的恭敬。且《祝福》中数次提到“杀鸡”“杀鹅”,足见鲁四老爷家对“祝福”的重视。
“祝福”中的福礼摆放也很有讲究。祭神桌子需按木纹横放,祭祖则按木纹竖摆。食物煮熟要装盘,鸡是整鸡,鹅是全鹅,猪肉是整块的。煮熟后,要横七竖八插上筷子,被称为“福礼”,盛放在木制朱漆大盘里。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福神到来;有时还要一尾活鲤鱼,取“鲤鱼跳龙门”之意。为使鸡鹅恭敬曲身跪腿,人们还用筷子辅助,在鸡、鹅、猪肉上插七根或九根红漆竹筷(竹筷不能成双数)。也就有了鲁迅所描述的“横七竖八地将筷子插在这类东西上面”。
“祝福”祭祀时间也很讲究。“五更天陈列起来,并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五更天是现凌晨3点到5点,是一夜最后一更,交了五更,天就快亮了,但这也是一夜中最黑最冷的时候。因为“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为来年福神的光临,人们多请“勤谨菩萨”,所以五更天就陈列起来了。“拜完自然仍是放爆竹”。旧习认为,敬财神定要争先,以放爆竹殿后,若要发大财,炮还要响到最后,这才算心诚。所以祭祀结束后,还要继续燃放爆竹。“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中惊醒……四叔家正在‘祝福了……只觉得天地众神……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2]137。
《祝福》中的中元节与冬至节还很隐约地包含了传统的清明节祭祖事象。按照民间观念,祖先与天、地、神应一样顶礼膜拜,而“隆丧厚葬,香火永继”则是汉人社会丧葬礼俗的主流,凡此在《祝福》中也有体现。
清明节是每年四月五日(闰年是四月四日),主要祭祀自己的祖先和去世的亲人。按中国封建礼节,女子没有资格参加清明祭祀,上坟者需是祖先的子孙,家族中的男子都要去上坟,让祖先看他血脉的延续,事实上,祭祀还表达对祖先的感恩和思念之情[3]43。但《祝福》中祥林嫂第一、二次来鲁镇,直到她死,小说都没写她回家给亡夫扫墓的事情。
中元节是农历七月十五。道家称中元节,佛教称盂兰盆会,民间称七月半,南方有“鬼节”之称。传说去世祖先会在七月初被阎王释放半月,故有七月接祖、送祖习俗。人们带上祭品,到坟上祭祖,并烧大量纸钱,以便祖先能在冥界“享用”[1]224-226。《祝福》没有直接写中元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是冬季,再一次是秋季,而秋季重大祭祀是中元节。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参加的第一次祭祀应是中元节,但鲁四老爷嫌弃她“败坏风俗,不干不净”,不能沾手祭祀品。
冬至祭祀,一是祭天,二是祭祖[4]165-166。《祝福》仅描写了祥林嫂的一次冬至祭祖,但她过得不好,她自以为捐了门槛就是无罪的,便坦然去拿筷子,可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2]136,使她明白自己是不可被原谅的人,不能沾手祭祀品。
以上這三个民俗祭祀在《祝福》中都写得非常隐晦,只有根据祥林嫂来鲁镇的时间可大致判断期间必然发生在她身上的祭祀活动。其中清明节没有写祥林嫂的上坟祭祀,隐含了旧中国上坟祭祀祖先对妇女的限制,这也使祥林嫂在精神上失去与祖先或亡夫之间的关联,礼教使祥林嫂成为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中元节或有可能为亡夫上坟祭祀,但从书中推断,祥林嫂已经为生存所迫来到鲁四老爷家。但因鲁四老爷认为祥林嫂不干净,不能参加鲁家的祭祀,甚至连手都不能碰祭祀品。此时的祥林嫂已成为伤风败俗的“谬种”,成为社会礼教文化的“公敌”,不能融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冬至祭祀,鲁迅借柳妈很随意的一句话,“你放着吧”,彻底粉碎了祥林嫂“回归”生活的努力,她捐了门槛,以为可以赎罪消灾,重新进入社会生活,成为一名正常的社会人。但事实让祥林嫂放弃了生的希望,直到最后死去,而且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老去,足见她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可见,中国的社会祭祀有非常严格的文化禁忌,它通过一套完整仪式将一部分人分离出来,使之作为社会另类,无形之中成为社会文化权力的压迫者和受害者,祥林嫂只是当时旧社会妇女遭遇的一个缩影,从侧面可以看出文化礼教的强制性与普遍性,它使一部分人最终成为这一文化礼教的牺牲品。endprint
祥林嫂第一次来鲁家,鲁四老爷不欢迎,因为她头上扎着白头绳,鲁四老爷“皱了皱眉”讨厌她是个寡妇,是个戴孝者,但四婶看祥林嫂是个勤劳本分的人,就将她留下来。可谁知道祥林嫂那死了的丈夫的鬼魂会不会在鲁家作祟呢?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厌恶源自于对封建礼教文化的认知、理解和接纳,且他已成为旧礼教的代言人。起初,大家对祥林嫂更多的是同情,不认为是她克死了自己的丈夫,她还可以参加鲁家祭祀的准备工作。
但祥林嫂第二次来时,就成了真正不洁的人,似乎在她身上具有一种克夫克子的邪恶力量。因为祥林嫂的再寡,而后又死了孩子,人们就会多疑多想,祥林嫂是不是命中一定要克夫克子,前面的事实都已经发生,她是不是有那种能伤害身边人的神秘力量呢?于此,周边人就会对祥林嫂另眼看待。因此,中元节的祭祀,鲁四老爷怎么也不肯她沾手祭祀品。他担心这样会污了祖宗。且祥林嫂从柳妈那儿知道一女侍二夫是有罪的,而赎罪的方法就是到土地庙去捐门槛,这也给了祥林嫂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或对死后被两个丈夫分解的畏惧,她一直努力地生活。等她攒够钱捐了门槛,自以为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但她还是不能沾手祭祀,因为周边的人都这样要求她,她也就认定自己永远是个不洁之人。最后,祥林嫂在没有人知道时间与地点里离开这个世界。“祝福”本是祭神的好日子,却碰上了这等丧事,可见祥林嫂真是个“谬种”,是社会文化破坏者,是旧礼教所不允许的。鲁四老爷的担心正好体现了中国祭祀上的文化禁忌,它对女性有独特的规制,且已渗入人的骨髓,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常识、一种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是旧礼教杀死的祥林嫂,她是在悄无声息的文化教育与传播中离开旧世界,而当时更多的人,如鲁四老爷、四婶、柳妈和我等,也是接受了这种文化的塑造,是旧人。
《祝福》里的祭祀禁忌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祭者的禁忌,如祥林嫂的不洁。二是对祭时的禁忌,如临近祝福,祥林嫂偏在这个时候死了,“可见是一个谬种”,这种偏见从一开始就有。三是语言禁忌。临近祝福,长工不直接说祥林嫂死了,而说“老了”,鲁四老爷解释了这个问题,“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小说用“老”代替“死”,也有讲究,包含了大自然中生命的正常消亡,它不是不吉利的事,也就不会冲到祝福的喜气,而“死”字则含有更多意外死亡的意蕴。人们极力淡化这种不吉利的事,使之趋向吉利,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自我安慰。
我们认为,中国更多民俗节日定型于农业文明,内在具有一个春祈秋报的主线或框架。人们习惯的时间模式是,人们满怀希望并以各种仪式表达这种希望,接着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和防范性仪式以保证事情的顺利进行。农历年与春种秋收有一个时间差,人们虽然从收获季节就开始酬神报恩,但它最终还是汇聚在一年之末,以各种隆重仪式表达对大自然的感恩,鲁迅的《祝福》只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個缩影,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化符号,祥林嫂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化身,她以自己的一生演绎了这一文化民俗的社会学意义。
参考文献
[1]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鲁迅.祝福[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3]片冈岩.台湾风俗志[M].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7.
[4]陈久金,卢莲蓉,编著.中国节庆及其起源[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
本文系渭南市临渭区教育学会2016-2017学年度项目:高中议论文写作的难点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63010)阶段性成果。endprint
《女勇士》中的汉文化书写
作者:魏亚萍
摘 要: 汤亭亭《女勇士》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化,作者书写的汉文化包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民间文化。儒家文化有“三从四德”、“孝悌”和中国“龙”等,民间文化则有民间故事、民间信仰、民间风俗等。
关键词: 汤亭亭 《女勇士》 汉文化 儒家思想 民间文化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1976年发表的处女作《女勇士》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化。但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前人对《女勇士》中的汉文化书写研究不完整、不细致,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探讨《女勇士》中的汉文化书写。
汉文化有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之分,主流文化一般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民间文化则是“(汉族)民众在长期生活、交往中形成的与民间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礼俗仪式、生活习惯、语言和艺术等的集合”[1]。
一、《女勇士》中的主流文化书写
关于汉文化中主流文化的界定,有学者认为:“由于汉族在众多民族中人数最多,经济最发达,而且汉文化又最成熟最先进,故在中华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汉文化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又起着主导作用。”[2]也就是说,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导,儒家文化是汉文化的主流。《女勇士》中书写的主流汉文化主要体现在儒家“三从四德”伦理观、“孝悌”文化和中国“龙”文化三个方面。
(一)“三从四德”的伦理观
“三从四德”是封建社会中儒家礼教给妇女规定的道德标准。“三从”指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在女子出嫁前三个月,要‘教以妇德、妇颜、妇容、妇功”[3]。《女勇士》中与汤亭亭母亲同辈的女性,大多一直生活在中国,即便是作为华侨的汤亭亭母亲,大部分时间也在中国度过,她们一直沿袭着中国妇女的“三从四德”观念。
《女勇士》里“我”的姑姑虽和父母住在一起,却在“下桌”吃饭,显示着父亲对女儿的绝对权威。姑姑在丈夫外出后无故怀孕生子,从而受到村民的抄家和侮辱,最终选择抱子跳井自杀。这一切的根源缘于姑姑没有遵守“妇德”。在中国,妇女婚后出轨是不可饶恕的,她们的贞洁远比自己的生命重要。
在“三从四德”的礼教下不断顺从的还有“我”的姨母勇兰。姨父去美国谋生后,在美国组建了新的家庭,只是每月按时给身在中国的姨母和女儿寄去充裕的生活费。姨母本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可是在“我”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最终还是决定赴美寻夫。虽然通过母亲的帮助姨母顺利来到了美国,但她一直拖着不去找姨父。她对姨夫顺从惯了,甚至对“我”母亲说:“他没有抛弃我,他给我寄了那么多钱。吃的、穿的、丫鬟,我应有尽有。他也供养了女儿,尽管她只是一个女仔。他送她去上大学,我不能给他添乱,一定不。”①(p113)在姨母的思想里,女人只能而且必须顺从她的男人。当母亲让她见到她丈夫后要厉声质问他为什么抛弃她,她却说:“我说不出这样的话。”她还惦记着“三从四德”里的“妇言”,在她的思想观念里,女人是不能和丈夫那样说话的,即使他抛弃了你。
中国妇女的一生是可怜的、可悲的,她们被儒家礼教的“三从四德”紧紧束缚,没有自由、没有自我。但她们并不自知,甚至乐在其中、不以为然。即使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妇女也会时不时唱着这样的小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棍子嫁根杵子,为他守节随他一辈子”(p177)。
(二)“孝悌”文化
“孝悌”是儒家提出的两大家庭伦理规范,孝指养敬父母。弟指敬爱兄长。《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孟子·离娄上》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汤亭亭一直强调自己是美国人,强调《女勇士》是一部美国小说,但在其讲述的故事中,有很多细节都体现着儒家的“孝悌”文化。
中国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勇士》里写道,在弟弟出生后,父母就赶紧寄了弟弟的照片给远在中国的奶奶,虽然当时的“我”对父母的重男轻女愤愤不平,但还是不難看出父母的一片孝心。即使在“我们”美国的家里,父母也遵从中国的旧礼,把爷爷奶奶的遗像挂在墙上,并且在特定的日子进行简单的祭祀。
《女勇士》中有“悌”的书写,这里的“悌”已不局限于对兄长的敬爱,更多的是一种兄弟姐妹间的互帮互助。汤亭亭的父母到美国后还和中国的兄弟姐妹保持着书信往来,但中国的兄弟姐妹寄来的信,大多都是向我父母要钱的,“在香港的姑姑姨姨们来信要求赶快寄钱,她们的孩子在人行道上行乞,一些无聊之徒往他们的碗里丢土”(p46)。“我”母亲对此很生气,曾撕了她父亲三姨太的小儿子寄来的要钱的信,但最终她还是“把在番茄地里挣的钱寄到香港,香港的亲戚再把钱寄给留在大陆的姑姑姨姨和她们的孩子。逢上丰年,她也给祖父两个小老婆的孩子以及她们孩子的孩子寄钱”(p189),所有抱怨只是嘴上说说。
汉族的“孝悌”文化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道德标准,也体现了中国家庭伦理温情的一面。汤亭亭的父母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在儒家家庭伦理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一直践行中国的孝悌之道,即使后来迫于生计移居美国,也一直坚持中国儒教的“孝悌”文化,自觉孝敬父母、关爱家人,认为这是为人子女、为人兄妹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三)中国“龙”文化
在中国,龙有“自然龙”和“文化龙”之分。“自然龙”指古代传说中一种能兴风作浪的神异动物,而“文化龙”指具有丰富文化寓意的汉族民族图腾。程裕祯在《中国文化要略》里把龙归入民族祥瑞动物。闻一多先生说:“它是一种图腾,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4]李丽提出:“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并解释其内涵为“天人合一”[5]。
很多华裔作家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中国“龙”,“龙”已经成了华裔作家眼中中国的标志。《女勇士》中有“中国龙”的书写:“预知苍龙,必以局部认识推演整体。”(p26)“龙不同于虎,龙体庞大,不能尽收眼底。不过我倒是可以到峰峦中间去摸索,山峰就是龙的头顶。”(p26)《女勇士》里的中国“龙”书写显然不是对“自然龙”的书写,而是对精神意义上的“文化龙”的书写。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创造性地把龙与自然万物糅合在一起,这是对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一种全新阐释。endprint
二、《女勇士》中的民间文化书写
汤亭亭祖籍广东新会,她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关于当地的民间故事、鬼神信仰、风俗习惯都在《女勇士》中有所提及,而这正是她对中国民间文化的书写。
(一)民间故事
关于民间故事的概念,万建中在《中国民间文化》中这样写道:“民间故事是指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散文类民间口头文学。”[6]《女勇士》中民间故事的书写,大多集中在“白虎山学道”这一章中。一开始,汤亭亭就写了白鹤拳的传说故事:在两百年前的一天早上,少林寺一名教练的女儿在梳头的时候,一只白鹤飞落在她的窗前。后来,这只鸟幻化成了一个老人,老人指导她打了好多年的拳。于是,她就在世界上创立了一种新的武术——白鹤拳。除了神奇的白鹤拳传说故事外,《女勇士》中还提到中国铸剑的故事、王母娘娘的故事、红线的故事、天狗吃月的故事等,有的虽是一笔带过,但都是汉族民间故事的书写。
《女勇士》中还有很多关于饮食的民间故事。常州的周易汉,“他把一个鬼油炸着吃了。他把鬼切了炸,那鬼便成了一根肉条”(p81)。还有唐朝元和年间的陈峦峰,他违背雷神的禁忌吃了黄花鱼加猪肉;唐朝大历年间的魏庞,“他射猎兔子鸟禽,煮了来吃,也吃蟹子、蛇、蟑螂、蛀虫、鼻涕虫、甲虫和蟋蟀”(p81);杭州的无名氏,连着吃了三个月的青蛙。这些关于饮食的民间故事虽有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子,但阴森恐怖,所以在汤亭亭的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她在创作《女勇士》时还记忆犹新,并且在作品中加以详细叙述。
虽然这些民间故事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但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汤亭亭还看到了民间文化里的血腥与残忍。《女勇士》里的民间故事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民间文化的批判与传承,保留精华,摒弃糟粕。
(二)民间信仰
关于民间信仰,万建中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写道:“民间信仰是指民众在自然的生活形态中形成的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物象的信奉与崇拜,范围涉及原始信仰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的世俗化、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民众的巫术行为。民间信仰是民众的精神生活世界,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民间信仰重要的方面是神祇信仰,而鬼则是神灵中最低级的。汤亭亭曾以“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作为《女勇士》的副标题,文中确实描写了大量的鬼,例如母亲大战压身鬼,母亲讲到的墙头鬼、蛙精、饿死鬼,大伯称三弟为胡扯鬼等。
民间信仰包括民间禁忌。禁忌“它是一种历史悠久且极其复杂的民间社会文化现象,尤其是当一些远古的宗教禁忌世俗化为生活习惯之后,更是渗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8]。《女勇士》中也有这方面的描述,例如过去的妇女要到猪圈去生孩子,“为的是躲开嫉妒心强,主管阵痛但不爱抓走小猪的神”(p13);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每次买好了药,药师总要在药袋里装几块糖。这是中国药师的通常做法,只不过美国药师给的是葡萄干”(p155)。《女勇士》中关于民间禁忌更具体的书写是“禁忌的人”和“禁忌的物”,母亲不让来月经的“我”从弟弟头顶跨过去。因为民间的“禁忌的物”,当“我”无意中扎了白头绳后,总会换来母亲的白眼。
汤亭亭出生在美国,从小接受美国教育,在她看来,母亲相信民间信仰是荒唐的、可笑的,甚至显得愚昧无知。但不可否认,民间的鬼神信仰是中华民族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一种信仰文化,是由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沿袭而来的一种民族共同心理,并不只是愚昧的封建残留。
(三)民间风俗
《女勇士》提及的民间风俗主要有生养礼俗和嫁娶礼俗。关于生养礼俗,万建中在《中国民间文化》这样论述:“生养礼俗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其一是祈求怀孕、孕育、诞生及其围绕这些环节而派生出的种种民俗事象;其二指新生命出生后的养育长大及其派生出的许许多多有文化意味的实际生活行为;其三是以寿诞礼仪为主要环节的尊老、养老风俗。”[9]《女勇士》有这样的描述:“孩子的脐带要晾干保存起来,我们都见过父母装孩子脐带的匣子。”(p36)“孩子满月了,我们给他起了名字,理了发。为庆祝满月,丈夫找来了两个鸡蛋。我们用红旗包起来煮熟,鸡蛋也就被染上了红色。我剥了一只,将鸡蛋在宝宝的头上轻轻的滚动,鸡蛋滚过他的眼睛、嘴唇、小鼻头儿、脸蛋儿、小光头和脑门。”(p37)这些都是地道的民间生养礼俗。
关于婚俗,《中国民间文化》这样写道:“婚姻礼俗是男女建立婚姻关系的必要途徑。由于结婚是人生大喜事,关涉到家庭幸福、家族香火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有关婚姻的习俗也就特别繁多。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婚俗还包含丰富的文化意蕴,充溢着美好的情感以及人们对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10]《女勇士》这样描述嫁娶礼仪:“我的一家人都在河对岸的朋友家里,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互赠着礼饼。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回来的。如果她已成鬼,这个婚姻就会把她栓回来,我们真是感激不尽。”(p28)“我的新郎与我青梅竹马,他爱我,宁愿做鬼夫。”(p28)
中华民族一直号称礼仪之邦,各种礼仪在民间有着不同的演绎,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演化成了不同的民间风俗。《女勇士》里的民间风俗书写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表面描写,但作者并没有看到民俗背后所折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民间风俗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期盼,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美好祝愿,并不仅仅是一种无用的繁文缛节。
三、结语
虽然汤亭亭的中国文化习得仅限于父母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但她把中国主流文化却写得入木三分,透过文化表象发现了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深层内涵。作为一个汉文化的旁观者,她不仅看到了汉文化的精华,而且看到了其中的糟粕。汤亭亭一直接受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教育,对汉族民间文化不甚了解,所以在民间文化的书写中,汤亭亭多用批判的眼光加以论述。在信奉科学的汤亭亭看来,那些民间文化是愚昧的、荒唐的。其实这些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沉淀,是底层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养成的文化习惯,反映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
注释:
①指《女勇士》原文中的页码,后同。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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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385.
[5]李丽.中国传统龙文化中的人文精神[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1).
[6][7][8][9][10]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59,285,3,116,132.endprint
从《华夏集》看美国文学转折的社会成因
作者:刘轶菲+张芳+赵振华+周思颖+黄芳萍
摘 要: 庞德发表于1915年的《华夏集》中选取的诗歌注重再现城市文明、摒弃诗歌古词使用,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浪漫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折的过程中,庞德的《华夏集》使人们逐渐认清社会现状、面对社会现实。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出发,探讨《华夏集》创作背后的社会促因,以期对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折的社会成因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 庞德 现代主义 多元系统理论
一、引言
作为现代主义诗人之一,庞德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推动及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张摒弃维多利亚诗歌僵化死板的节奏及批判城市文明的诗歌主题。庞德对美国诗歌的创新无疑给沉睡于“浪漫主义”之中的人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国外对庞德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初期国外学者主要专注于庞德的传记式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查尔斯·诺曼(1960)发表的《伊兹拉·庞德传》从不同侧面简述了庞德的一生,为后期学者研究提供了可考之据[1]。诺伊尔·斯托克(1970)所著的《庞德的一生》则详细地介绍了庞德从出生到童年、求学、意象派诗歌运动时期、二战岁月、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期间一直到他客死意大利的整个生命历程[2]。就文献研究而言,对庞德文献记录最详细的是唐纳德·盖勒普(1983)的《伊兹拉·庞德文献目录》,该书详细描述了庞德在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出版的106本著作的初版[3]。后期国外学者对庞德的研究逐步转向文学视域。国内学者对庞德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赵毅衡(1979)对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进行了鉴赏性研究[4]。国内学者对庞德的研究热潮始于近几年,其中大多集中于对庞德诗歌与中国文化、庞德翻译中的误读[5]、庞德与林纾现象及庞德翻译理论框架下的诗歌翻译的研究。本文认为庞德译介的《华夏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时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状况,《华夏集》在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浪漫主义诗歌向现代主义诗歌的过渡
美国浪漫主义始于18世纪末。浪漫主义作家偏爱表现主观思想,注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喜欢描写和歌颂大自然。他们热衷于将自己创作的人物置身于纯朴宁静的大自然中,从而衬托现实社会的丑恶。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包括惠特曼、霍桑、华盛顿·欧文等。作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创作的《箭与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The Arrow and the Song
Henry Longfellow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For,so swiftly it flew,the sight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For who has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That i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song?
Long, long afterward, in an oak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n;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箭与歌
朗费罗
我把一支箭向空中射出,
它落下地来,不知在何处;
那么急,那么快,眼睛怎么能
跟上它一去如飞的踪影?
我把一支歌向空中吐出,
它落下地来,不知在何处;
有谁的眼力这么尖,这么强,
竟能追上歌声的飞扬?
很久以后,我找到那支箭,
插在橡树上,还不曾折断;
也找到那支歌,首位俱全,
一直藏在朋友的心间。(杨德豫 译)
总的来说,这首诗采用双行韵式,旋律优美。诗人试图通过对比的艺术手法将有形的箭与无形的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传达了人类渴望觅得之音的愿望。
意象主义诗歌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最初产生于1908至1909年间。作为意象主义诗人的代表性人物,庞德为推动意象主义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于1913年创作的短诗《在地铁车站》受到了人们的理解与喜爱: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地铁车站
人群里忽隐忽现的张张面庞,
黝黑沾湿枝头的点点花瓣。(裘小龙)
关于这首诗,庞德曾在1916年回忆录中做了介绍:“三年前在巴黎,我在协约车站走出了地铁车厢,突然间,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脸孔,然后又看到一个,然后是一个美丽儿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那一天我整天努力寻找能表达我的感受的文字,我找不到我认为能与之相称的,或者像那种突发情感那样可爱的文字。那天晚上……我还在努力寻找的时候,忽然找到了表达方式……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许多颜色的小斑点……这种‘一个意象的诗,是一个疊加形式,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6]endprint
从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浪漫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不同之处主要有二:就诗歌主题而言,受卢梭“返回自然”学说的影响,浪漫主义诗人注重浪漫主义文学,注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他们热衷于歌颂自然,追求运用夸张对比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描写场景,现代主义诗歌则主张通过意象堆砌反映社会现实;就诗歌韵律而言,浪漫主义诗歌强调诗歌的艺术规范及韵律之美,现代主义诗歌则大多采用自由诗体的形式,不拘泥于僵化死板的诗歌节奏。当然,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度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下面本文将以庞德所译介的《华夏集》为研究对象,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美国这一文化转折的社会促因。
三、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华夏集》中的社会文化现象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左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理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个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7]。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相互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8]。换言之,庞德所翻译的《华夏集》是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译介作品。这部作品并不独立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形成既反映社会现状又受社会现状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费氏笔记手稿中共存有150余首中国古典诗歌,但是庞德仅仅挑选了其中的18首进行翻译。其所选诗集包括三首与战争有关的诗篇:《诗经·小雅·采薇》(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李白的《古风·胡关饶风沙》(Lament of the Frontier Guard)和《古风·代马不思越》(South folk in Cold Country);四篇有关离别之愁的诗歌:《送元二使安西》、《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送友人》(Taking Leave of a Friend)及《送友人入蜀》(Leave-Taking Near Shoku);四篇以女人为主题的诗歌:《古诗十九首之三·青青河畔草》(The Beautiful Toilet),《长干行》(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和《玉阶怨》(The Jewel Stairs Grievance),《陌上桑》(Old Idea of Choan by Rosoriu)。龐德的选题可谓是充斥着战争的元素。肯纳曾对庞德的《华夏集》做出如下评价:“《华夏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有关战争的诗集,诗集中那应召出征的弓箭手,与丈夫生离死别的女人,被战争夷为平地的昔日王朝,奉命远征、孤苦无依的士兵,辉煌不再的昔日荣光及战士心中珍藏的美好回忆,正是出于作者的敏感,从手稿中精心挑选的。”[9]从庞德对诗歌的选择可以看出,爆发于1914年的一战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战争给许多家庭平添了生死离别的凄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新一代的青年对社会和世界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失望情绪,因此,这样的题材选择能够激起读者内心强烈的共鸣,使他们不再用浪漫主义麻痹自己,而是从浪漫主义的幻梦中逐渐苏醒,痛定思痛。因此,庞德的《华夏集》可谓紧扣时代的主题,诉说着普通人的真挚情感[10]。
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看,美国20世纪初期工业高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但是美国政府经济逐步暴露出一定的问题,美国政府及各大财团营私舞弊事件不断发生,政治丑闻、经济丑闻和生活丑闻成了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这些都使得人们对反映社会现状文学的需求越发强烈。无疑,庞德从战争的角度切入译介的《华夏集》对美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发表于1915年的《华夏集》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惨痛伤害的社会现状。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的社会成因主要有三:1.浪漫主义文学对大自然的赞扬与美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矛盾越来越激烈,迷惘的人们希望通过正视美国工业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方式认清现实;2.人们无法通过浪漫主义文学治疗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浪漫主义文学从内容、主题上无法让饱受战争折磨的人们获得强烈的共鸣;3.现代主义诗歌提倡摒弃华丽的辞藻与僵化的诗歌韵律,诗歌形式的自由化缩小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使人们能够充分领会现代主义作品背后的寓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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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ound,Ezra.Cathay[M].London:Chiswick Press,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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