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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论文3篇

时间:2017-09-27 09:11 本文网址:http://www.caigaowang.com/view-14134.html 作者:符佳元 努力统计中... 人参与中国古代文学论文3篇访问量在线咨询
菅原道真对白居易诗歌自注的受容与创新
作者:刘恋
摘 要: 菅原道真作为日本平安时代的冠冕诗人,其诗作多受白居易的影响,中唐兴盛发展的诗歌自注形式通过《白氏文集》东渐日本,亦影响了日本平安时代的汉诗创作。作为第一个大量使用诗注的日本汉诗诗人,菅原道真在诗注语言模式、结构谋篇、情注结合模式上对白氏诗注多有受容,同时有独特的文章入注、编者意识及自评意识的创新。
关键词: 菅原道真 白居易 诗歌自注 《白氏文集》 受容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冠冕诗人,平安中期的儒学大家庆滋保胤曾称誉菅原道真为“文道之祖,诗境之主”,同时代的大江匡衡亦赞其为“文道太祖,风月本主”[1]312,菅原道真逐渐被后世日本人神化为学问之神,在日本汉诗史及日本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是平安时代受白居易影响最大且成就最高的诗人。元庆七年,渤海使臣裴颋访问日本,曾在赠答诗中评价:“道真文笔似白乐天也。”据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2]454。菅原道真对白居易的受容历来研究成果较多,本文主要探讨菅原道真诗歌对白诗自注的受容与创新。
一、菅氏自注对白氏自注的接受
据日本学者后藤昭雄考证,“平安朝诗史最初隆盛期磋峨朝弘仁期,除《经国集》所收诗有注记以外,《凌云集》、《文华秀丽集》、《性灵集》都无诗注……诗注最早出现在岛田忠臣诗中,《田氏家集》中有首有诗注。都良香一与纪长谷雄一诗中皆有注,并从道真以后诗作者自注较为常见”[3]104-120。通观《菅家文草》,可以看到菅氏对白氏诗歌自注进行了充分的学习。
1.语言模式
菅原道真诗中的自注语言模式与白居易的诗注中的语言模式颇有类似之处,以下择出三类加以略述。
按创作时间对作品进行划分的“以下……首,……作”的语言模式在菅氏诗歌中共出现17处,其风格颇似白居易诗注中“自此后诗……时作”。例如《菅家文草·卷一》中《九日侍宴同赋鸿雁来宾各探一字得苇应制》诗题后有“自此以下十九首,进士及第之作”的诗注,《菅家文草·卷三》中《早春内宴听宫妓奏柳花怨曲应制》诗题后有“自此以后,赞州刺史之作。向后五首,未出京城之作”的诗注,《菅家文草·卷四》中《题驿楼壁》题后有“自此以下八十首,自京更向州作”等。在《菅家文草》中此种诗歌自注语言模式已经颇为常见,单条注释所涵盖的诗歌数量甚至多达80首。在《白氏文集》中此种语言模式的自注亦有《放鱼》诗题后“自此后诗到江州作”,《招王质夫》诗题后“自此后诗,为周至尉时作”,《遣怀》诗题后“自此后诗,在渭村作”,《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题后有“自此后诗为赞善大夫时所作”等。在此种语言模式的诗歌自注中,菅原道真与白居易两位诗人在官职、时间、地点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界限划定,且日本其他诗人很少使用这种语言模式的自注,所以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菅氏对白氏的学习。
对诗歌诗句意义进行直接解读的“……故云”的语言模式在菅氏诗歌中共出现21处,亦有几处“……故有谢词”、“……故有此句”等变体,这种语言模式的自注在白居易诗歌中亦是常见。例如在《菅家文草·卷一》中《观王度围棋献呈人》一诗中有“世有大唐王积薪棋经一卷,故云”的自注,《菅家文草·卷五》中《感金吾相公冬日嵯峨院即事之什聊押本韵》一诗中有“予不得追陪相公之游览,故云”的自注,《菅家后集》中《九月十日》一诗中有“宴终晚头赐御衣。今随身在笥中,故云”的自注,其他各卷亦有此种类型的自注,在菅氏诗歌中此类自注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白氏文集》中此种类型的自注亦有《和钱员外早冬玩禁中新菊》中“钱尝居蓝田山下,故云”,《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中“李十一好小酎酒,故云”,《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中“予早岁与钱君同习读《金刚三昧经》,故云”,《杨柳枝二十韵》中“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等。这种语言模式的自注是对诗歌诗句内旨的直接解释或者补充,对于直接了解诗歌的意义与内涵有着重要作用,是诗注指向诗歌深层意义与内蕴的表征之一。作为中唐纯熟运用诗注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白居易,自然将此种有助于情感深化表达的自注模式充分运用到诗歌中。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代第一个大量运用诗注的诗人,其诗作明显有效仿了白居易诗歌的自注。
对诗作的创作年龄、自身境遇甚至背景事件进行说明的“于时……”的语言模式在菅氏诗歌中一共出现了11处,例如在《菅家文草·卷一》中《残菊诗》诗题后就有“于时年十六”的注释,同卷《寄巨先生乞画图》中诗题后则有“于时先生为神泉苑监,适许游览。仍献乞之”一句,《菅家文草·卷五》的《隔壁听乐》中则有“时侍雅院”的注解,此类诗歌注解对了解诗歌创作背景极为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诗歌情感表达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在《白氏文集》中则有《奉酬李相公见示绝句》中的“时初闻国丧”一注,《寄山僧》诗题后则有“时年五十”的自注,《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一诗中则有“时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来,乐妓按《霓裳羽衣曲》初毕”的注释。此类语言模式的注解在《白氏文集》中极为常见。《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白氏文集》的编著情况相同,都是作者自己的自编集,菅原道真在自己的诗作中对此种说明创作年龄、境遇、背景的注释模式亦多有模仿与学习。
以上三种“以下……首,……作”、“……,故云”、“于时……”语言模式的运用在白居易《白氏文集》很常见,菅原道真《菅氏文草》亦是如此,不难看出菅氏对白氏诗歌自注语言模式的学习吸收与运用。
2.组诗写注
在《菅氏文草》中亦可以看到菅氏在为组诗作注的结构谋篇方面对白氏诗歌自注的学习。
在《菅家文草·卷二》中有组诗《晚秋二十颂》,其诗题后有“九月廿六日,随阿州平刺史,到河西之小庄。数杯之后,清谈之间,令多进士题二十事。于时日回西山,归期渐至。含毫咏之,文不加点。不避声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才之拙也”的诗注,在这里作者不仅点明了这二十首诗的创作时间、地点、事由,而且叙述了这组诗作“不避声病,不守格律”的韵律方面的情况,并表达了担心世人嘲笑自己才拙的忧思。《菅家文草·卷三》中有组诗《寒早十首》,其诗题后亦有“同用人、身、贫、频四字”的诗注,对这组诗每首的四联落韵所用之字做了说明,首联用“人”字,颔联用“身”字,颈联用“贫”字,而尾联用“频”字。在《菅家文草·卷四》中《北溟章》、《小知章》、《尧让章》三首诗之前亦有“予罢秩归京,已为闲客。玄谈之外,无物形言。故释逍遥一篇之三章,且题格律五言之八韵。且叙义理,附之题脚。其措词用韵,皆据成文。若有諳之者,见篇疏决之”的注解,不仅交代了自己此时闲居无职,常谈玄说理,还对诗作的体式、韵律、用词等情况进行了说明,并表达了一种希望遇到知音的期望。在《菅家文草·卷五》中亦有两处组诗整体的诗注,结合《菅家文草》与《菅家后集》中组诗的数量,可以说组诗写注在菅氏诗歌中亦是经常出现的情况。endprint
这种对组诗进行整体做注的情况在《白氏文集》中更为常见。白居易组诗《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诗题后有“十二篇皆因新境追忆旧事,不能一一曲叙,但随而和之,唯予与元知之耳”的注解,这表明十二首诗皆为怀旧之作,酬和元稹的诗作;《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诗题后有“时方与元八卜邻”的自注,表明此组诗的背景,作者这时刚与元宗简结邻;《浔阳春三首》有着对整体的“元和十二年作”的背景注解,直截了当地点明作诗时间。组诗《山中五绝句》、《池鹤八绝句》、《自戏三绝句》等中亦有此类组诗写注的情况,由《白氏文集》中组诗总数量来看,组诗写注情况在组诗中亦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
菅原道真在这种组诗写注的结构谋篇上运用得颇为自如,明显带有《白氏文集》自注影响的影子与痕迹。
3.情注模式
据魏娜《中唐诗歌新变研究》载,诗歌自注有触媒、强化、补充三种情注关系模式[4]。菅氏诗注在这方面也有充分体现,如《菅家文草·卷二》中《有所思》,诗后题注“元庆六年夏末,有匿诗。诽藤纳言。纳言见诗意不凡,疑当时之博士。余甚惭之。命矣,天也”不仅介绍了诗歌创作的背景,而且对于诗歌的表情达意有着重要作用,此处的诗注充当了感情的触媒;《菅家文草·卷二》中《梦阿满》对于“读书谙诵帝京篇”一句又进行了“初读宾王古意篇”的注解,不仅塑造了一个聪颖懂理的孩子形象,更加重了因孩子早夭作者深沉又汹涌澎湃的哀痛之情,这处自注无疑通过对阿满聪慧的阐述强化了作者在诗中抒发的情感;《菅家后集》中有《秋夜子》一诗,诗后有注“童子小男幼宇,近曾夭亡”,对于诗作情感的表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补充作用,寒雁凄蛩的悲秋之音使得道真视听里面尽是萧瑟的秋景,但是听得见秋天万物之声却独听不到幼子的读书声,让悲秋情感上又补充了伤悼怀人的情感,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思想情感。
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其诗作中亦有对此三种情注关系模式的全面运用,譬如《驯犀》中诗题后有“贞元丙子岁,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一注解,即说明了本首诗创作的缘由及为何有感而发,而《慈恩寺有感》中“时杓直初逝,居敬方病”的自注,对于理解诗文中“惆怅”之感起到了强化作用,而《谈氏小外孙玉童》中的“谈氏初逝”则在赞颂谈氏父、女、孙三代的同时,补充说明了对谈氏去世的惋叹之情。由此可知菅氏诗歌中情注关系模式的全面运用亦有着白居易诗注情注关系模式的影响。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诗注语言模式、组诗诗注结构、情注关系模式运用上,菅原道真深受白居易诗歌自注的影响,其学习诗歌自注运用情况起点颇高,亦为后来的日本汉诗诗歌自注的大量运用树立了典范。
二、菅氏自注对白氏自注的创新
在看到菅氏自注对白氏自注多有承袭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菅氏已经拥有足够纯熟的诗歌自注技法和相当强的诗歌自注的自主意识,在诗歌自注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完成了诗作中自注的个性化。
1.文章入注
相较于白居易诗歌中普遍的简短凝练的诗歌自注来说,菅氏诗歌中的诗歌自注则出现了长篇大论的情况。
《菅家文草·卷二》卷二中的“释逍遥”的《北溟章》、《小知章》、《尧让章》三首诗诗题后分别有相关鲲鹏、小知、尧帝的论述,而《菅家文草·卷五》中《题吴山白水诗》、《刘阮遇溪边二女诗》、《徐公醉卧诗》、《吴生过老公诗》四首后面更是用大段文字分别记述了取自《列仙传》、《幽明录》、《异苑》、《述异记》中的四个故事。这种在《白氏文集》中没有出现的注释类型,一方面是因为两国文化差异不同造成的,为了让更多没读过相关书籍的日本人了解与知晓相关的背景知识,以此洞悉诗歌所要表达的意义与诗旨,另一方面是菅原道真自己熟练运用诗注之后进行创新的结果。再如《菅家文草·卷五》中有“一时应十首之作”,这十首诗之前的诗注如下:“七年暮春二十六日,予侍东宫,有令曰,闻大唐有一日应百首之诗。今试汝以一时应十首之作。即赐十事题目,限七言绝句。予采笔成之,二刻成毕。虽云凡鄙,不能烧却。故存之。”这种论述已是长段论述,不再是零星的只言片语以点明创作的时间、地点、缘由等,而是将之组合成段,颇有文章之体,而这种成段说明此些情况的诗歌自注在《白氏文集》中是非常少见的,类似的还有《余近叙诗情怨一篇呈菅十一著作郎长句二首偶然见詶更依本韵重答以谢》等诗后或者组诗前注解。
相比《白氏文集》中的诗注,此类长篇大论带有叙事性的诗注大量出现,对于诗注指向诗歌更深层次的意蕴及思想感情和了解作者创作心态、动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编者意识
菅原道真在诗文集《菅家文草》及《菅家后集》的诗注中也透露出了浓重的编者意识,这种编者意识不是单纯地指明作诗时间或地点或背景等,而是一种进行增删编订成册的主体形象的显现,这在《白氏文集》中是不多见的。
如《菅家文草·卷一》开篇第一首《月夜间梅花》诗题后有“于时年十一。严君令田进士试之,予始言诗。故载编首”一注解,“故载编首”四字则直白地表现出了作者这是以编订者身份出现的,其《赋得赤红篇》后则有“自此以下十首,临应进士举,家君每日试之。虽有数十首,采其颇可观,留之”的注解,“一时应十首”之组诗注中也有“虽云凡鄙,不能烧却。故存之”之语,而在应制“取当时二十物重要”的组诗诗注“经数十日,要写一通,近习少年,断失三首。初不立案,无处寻觅。一十七首,备于实录云尔”中更有这种浓厚的编者意识。
相比白居易编订《白氏文集》,菅原道真在诗注中显现出的进行删改编订的形象更加明显与突出,这对于探究菅氏诗文集的编订心态有着重要作用。
3.自评意识
在菅氏自注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作者浓厚的自我评价意识,这种评价不仅是对自己的诗文或者自己还包括自己的家族。
如《赋得赤红篇》中“有数十首,采其颇可观”,《晚秋二十颂》中的“含毫咏之,文不加点。不避声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才之拙也”等都是菅氏对自己文章的评价;《谒河州藤员外刺史聊叙所怀敬以奉呈》中“江、菅二氏,元是一族”,《讲书之后戏寄诸进士》中“文章博士非材不居。吏部侍郎有能惟任。自余祖父降及余身,三代相承,两官无失”等则是作者对自己家族的追述与评价,以凸显其家学渊源、诗书传家;《余近叙诗情怨一篇呈菅十一著作郎长句二首偶然见詶更依本韵重答以谢》中“余,心无一德,身有三官。总而言之,事缘恩奖”,《予曾经以闻群臣赋花鸟共逢春之诗寄上前浓州田别驾别驾今之不遗远辱还答诗篇之外别附书问予先读消息诗云书云不觉远泪更用园宇重感花鸟》中“余此冬秩满,功过难知”等是对自身的评价。
在《白氏文集》中此种自我评价意识很少见,菅氏这种自评意识或许和其编者意识及独特的家世出身人生经历相关,而且这种自评意识对于了解菅氏自身的经历及各阶段的心态亦有重要作用。
三、结语
菅原道真的诗注在语言模式、体例结构、情注模式运用上多受白氏自注的影响,但是菅氏自注同样带有文章入注、浓重的编者意识、自评意识等特点,这也是诗注和化的必然结果。关于菅原道真对《白氏文集》受容情况的研究对于把握平安时代汉诗对《白氏文集》受容情况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2][日]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M].东京:培风馆,1943.
[3][日]后藤昭雄,著.高兵兵,譯.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魏娜.中唐诗歌新变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白居易诗文在日本的流传与受容》(项目编号:11YJC751 088)的成果。项目主持人文艳蓉为论文指导老师。endprint
试谈宋词的深度阅读
作者:李凌
摘 要: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在宋代发展到鼎盛,宋词则是词这种体式所创成就之代表。由于读者层面的扩大,宋词有了多种阅读方式,深度阅读无疑是唯一能够真正领会宋词韵味的方式。本文分析宋词深度阅读的含义及个中缘由的同时阐明宋词深度阅读的重要性。
关键词: 宋词 深度阅读 原因探究
宋代出现了许多词人,如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他们的词作代表了各自的独特品格,他们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宋词的多元形态,展现了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因此,宋词的阅读人群不仅包括专业学者,在普通民众中,宋词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宋词的民间学习与阐释从来就不新奇,但读者群的差异造成阅读水平与层次的差别,虽在今日,随着接受美学和现代阐释学的发展,读者在作品产生与流通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已经被承认,但是宋词流传至今,意蕴深厚,却不能如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浅层含义中被无原则地发挥解读。深度阅读对于领会宋词韵味不可或缺。
一、深度解读的含义
何为深度阅读?此虽不能用机械的原则和步骤加以总结,但仍有可遵循之方向。
首先须将词作与词人自身联系起来考察。孟子言:“以友天下之善士未足,又尚论古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以论其事也,是尚友也。”[1]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正确理解诗词文赋的必要条件。历来对于作家与作品相关性的研究,有许多人都停留在作家的生平经历上,仅将“知人论世”的“人”与“世”理解为作家生平,这是有失于狭隘的。若要更好地领会词作的意蕴,则词人的思想、情感、身世、经历、人品皆在思虑范围内。甚至词人的身份与性别也不可忽视,因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写作当时的心境,遭贬谪的官员大多抒发的并不是意气风发的喜悦之情,辞官隐居的词人更不会富含对世道清明的赞叹。性别所带来的先天心理特质的差异更是不必言说。词本身具有的特征“香”“曲”“软”无一不与女子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宋词中有许多作品借女子口吻抒情,词人却为男性,个中意蕴耐人寻味,其中的性别对立与矛盾性使部分宋词产生情感张力,值得万千观者一读再读。
其次须领会词人意境创设的高妙。唐代学者孔颖达首先将“境”这一范畴运用到文论中。王昌龄《诗格》中将“境”作为诗歌理论的重要概念运用,提出了“诗有三境说”[2],唐代诗僧皎然对诗歌意境说做了更深入的解读。虽则意境一说是针对诗歌提出的,但就词与诗之间的深刻渊源论,意境说同样适用于词。诗缘情缘景而发,词何尝不是?意境便是作者之情融于景中构造出的情景合一的高深境界。因此宋词的深度阅读在于品味词人之真情,深情如何借物而抒发出来,从而达到以景体情、系情于景的深度阅读?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更善于感性思维,因此体会意境是要我们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词的情感与景物中,尽可能达到与词人同景同感。
再次深度阅读须兼顾形式与内容。一首词的思想意蕴固然重要,但体味词人用怎样的写作手法,用什么样的词句表达感情无法回避。词虽无诗有严格的格律要求,但因曲谱产生的歌词同样要遵循一定的音韵规律,曲谱的音节与所要表达的情感相贴合,自然词作的音韵要与词人内心情绪共进退方才能称得上好词。当然格律音韵只是形式中的一个方面。词人采用的写作方式,或是叙述,或是议论,或是抒情,极大地影响了词作的风格。词人所写作词的修辞手法,也会影响情思的表达,带给观者不同的情感体会,大量使用隐喻的词作给人以幽深晦涩之感,善用拟人的词人的词作给人鲜活巧妙之感,甚至不使用修辞手法也是一种修辞,表达更通俗明快。除此之外,词人使用的字、词、句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这些都是形式阅读中应有之内容。
最后宋词之深度阅读不可只专注于某一首词作。从横向而言,须将词作与同类词作相对比,如读饱含思乡之词便将另外思乡之词拿来作比较,读悼词便有其他悼词与之相互映衬,读风格豪放之词便有各样豪放之词作为参照,读思妇凄苦之词便还有其余不同思妇哀思之词同怨。从纵向而言,若要深度阅读,便将此诗人的词作拿出来都作阅览,再将这一首词作放入其中进行对比阅读。
二、领略宋词的韵味
如此阅读宋词,再也不同那些不过吟诵几回,便自以为透辟入理之阅读。上述四个方面的阅读,可称得上“大费周章”,然而宋词须得如此读方才得以领会韵味,又为何领会韵味需要做到这些?在上面论述何为深度阅读时已稍加论述,但除此之外,窃以为还有三条缘由。
第一,由于宋词本身具有的含蓄蕴藉的特点,需要精读方能解其理。宋词具有“曲”的特点,浅俗明快的词极为少见,由于词要表达的感情总是幽深的,因此通过曲折回环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便是十分贴合。如李清照《如梦令》,风骤雨疏之后,读者以为海棠必是香消玉殒,然李清照却不写她亲自去看,而是转而问“卷帘人”[3],此是一重转折,而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4],此是二重转折,李清照仍反问“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5]此又是第三重转折了,只是一层惜花之情,却千回百转,戏弄人心,细细读之,却有不可多得的味道。可见词之“曲”不但不是可惜之处,反倒是錦上添花了。再有秦观的《踏莎行》:“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6]词人不明言心中苦楚,读者乍一读之只觉中有深意,仔细思索方知诗人以郴江自比,倾诉自己不愿“流下潇湘”却被迫离开“郴山”的悲郁,愈想心中愈觉凄切,若不是经过精深阅读,如何能领会这一重含义?因此,深度阅读于词确实并非多此一举。
第二,词人通过构造意境表达自己的情思。但意境要借人的主观感悟,意境中描绘的像是实景,诗人之意却是融在其中的虚情,二者的结合超出了它们自身所能表达的范围,使词富有“味外之旨”[7],“韵外之致”[8]。词人用言以尽意,但又因言不可尽意,于是“立象以尽意”[9],最终目的是要“得象忘言,得意忘象”[10],由象到象外,是一种“远而不尽”[11]的效果,即时空境界因廓大深远而想象不尽,给人以一唱三叹、余味不绝的美感。苏轼《卜算子》“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12],又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13],通过此时幽凄、冷寂之景,景中之孤鸿,传达了词人心中诉说不尽的寂寞荒寒,这寂寞荒寒中又带着一点决绝,在静寂之中溢满了整个黑夜。读者通过与词人同景同感,达到超出此景此感的效果,领会词人表达不尽的韵味。endprint
第三,词人的创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生变化,代表了他在岁月流逝中所坚持的同与所产生的异。李清照原与赵明诚举案齐眉,然而夫妻分隔千里,所作多为“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13]。之凄涩幽怨,读之令人感伤。但南渡之后她家破人亡,常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之悲切愁绝,此又如何?不变的是李清照词中的缠绵冷落,但前之感傷,不过也是甜蜜之中的苦涩罢了。怎比得如今国破家亡之痛的万分之一?若不比较,其中的轻重之别,从何见之?再如柳永,读惯他艳丽之词,却不知他也有《少年游》之类端正哀肃之作,若只知《少年游》,竟要以为他一向便写这些沉重肃穆的词了,如此怎么能对一首词做出客观的评价?难免断章取义。宋代词人的创作处于大的背景之下,在这样一个词创作的鼎盛时期,写词之人何止一二?同题同感之作更不在少数。不读黄庭坚的《定风波》,怎知除苏轼《定风波》之外,别有一种豪放;不知贺铸的《鹧鸪天》绵长哀婉,纳兰容若《蝶恋花》悠悠相思,怎么体会到苏轼《江城子》中的情深恨远;不识陆游爱国词的雄浑苍凉,怎识稼轩爱国词的刚柔并济?因此,深度阅读还要在横向纵向中对比,获得更鲜明深刻的感受。
是以深度阅读作为品宋词的必循之径,有其所遵循的方向,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诸多缘由,只有明了这其中的讲究,方能真正读懂宋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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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宋]苏轼,著.朱孝臧,校注.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7.endprint
中国古代文学中渔父形象探秘
作者:曾萍萍
摘 要: 中国古诗文中的渔父形象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时而出现在江渚之滨,时而出现在江雪之中,时而出现在碧波之中,时而出现在斜风细雨中。这一意象最早见于《庄子》和《楚辞》。
关键词: 渔父 古代文学 形象
中国的古诗文源远流长,具有独特的古典之美。经过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古诗文中形成了许多经典的意象,而渔父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渔父经常出现在我国古典文学殿堂中,他们时而出现在江渚之滨,时而出现在江雪之中,时而出现在碧波之上,时而出现在斜风细雨中……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隐者。要说古典诗歌中最早的渔父意象,追根溯源要到庄子和屈原。
文学作品中较为完整的渔父形象最早见于《庄子》和《楚辞》。《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都被赋予极强的神秘色彩,成为介于神仙和普通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角色。他们生活在山野泽畔,居无定所,悄然而至,飘然而逝,常人很难见其踪影,俨然一世外高人,他们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庄子·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如何训导孔子,通过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批评孔子危其本真,远离至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正。乌呼远哉!其分以道也。”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执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之举被渔父斥为多事,告诫他要顺应自然“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才可以“无所累矣”。如此这般渔父还怕孔子不知悔改,又用“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最后用“绝力而死”的小寓言故事开导。《楚辞·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劝导屈原要像道家观念中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圣人一样“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对屈原因“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惨遭流放所造成的内心巨大痛苦不以为然,并质问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竭力劝导屈原遵循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原则,摆脱尘世间一切不必要的烦恼。这两篇文章中的渔父俨然道家思想的传播者,是道家思想的典范。
自这两篇文章之后,渔父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出现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笔下,但不再拘泥于道家思想的传播者。在隐者这一大背景下,他们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趣,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行侠仗义者
《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渔父是一个神秘隐者。伍子胥此时受楚王悬赏,逃难来到江边,渔父乘船由下方溯水而上,载伍子胥过江,过江后,帮助他渡江的渔翁见他有饥饿之色,让他在树下等候,要帮助伍子胥找些食物。渔翁一走,伍子胥起了疑心,于是藏到了芦苇深处。没过多久,渔翁带着食物回来了,见树下没有人,就对着芦苇丛中说:“芦中人,芦中人,你难道就不饥饿吗?”一连喊了好几遍。当伍子胥从芦苇中走了出来,渔翁就说:“我看见你面露饥饿之色,为你去拿饭,为什么要猜疑呢?”伍子胥说:“性命本属于天,现在属于丈人,怎么敢有猜疑呢?”吃过饭食,伍子胥解下百金之剑送给渔翁,说此剑已经祖传三代,上面刻有七星北斗,还有龙跃于渊,价值百金,以此答谢。渔翁说:“我听说楚王已经下达了命令,擒获伍子胥的人,可以得到粮食五万石,得到楚国最高的爵位。我既然救了你,难道还贪图这百金之剑吗?”渔翁不但没有要这把宝剑,反而催促伍子胥赶紧离开。伍子胥问渔翁的姓名,以便日后报答。渔翁说:“现在情况紧急,两个坏人相逢,我就是帮助你渡河的那个楚国坏人。两贼相得,得行于沉默之中,为什么还要知道姓名呢?你是芦中人,我是渔丈人,以后富贵了别忘记我就行了。”伍子胥答应了。伍子胥临别时,不断地嘱咐渔翁将他吃剩的东西好生掩埋,不要泄露了行藏。渔夫答应了他。伍子胥行走数步,回头再看,渔夫已经翻船自沉江中。
这里的渔父为了替伍子胥保守秘密,竟以生命作为代价,舍生取义,这大概是中国古代侠客的最高境界了。
二、品行高洁者
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人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的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但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都是雪。这漫天遍野的“雪”难道不是作者冰清玉洁的人格写照吗?这个渔父也许就是诗人心中所追求的那个完美的自己、理想的自己。
三、隐逸闲居者
张志和《渔父词》五首描绘的都是渔父怡情山水、逍遥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安详快乐的心境,还有大自然美丽无比的景色,尤其是那首:“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青草湖面,一轮明月上下映照,阵阵渔歌前后呼应,摇动着“钓车子,橛头船”穿行在风浪水波之间的“巴陵渔父”比神仙还要快乐。难怪宋代词人周紫芝对此艳羡不已:“好个神仙张志和,平生只是一渔蓑。和月醉,棹船歌,乐在江湖可奈何。”从张志和的《渔父词》可以看出渔父即是作者自诩,渔父的生活状态即是作者生活状态的自我写照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
四、等待时机者
以钓鱼等待时机者首推姜太公。姜太公年进古稀,任垂钓于磻溪,他所用的不是弯钩而是直钩,后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流传后世,他钓的是周文王,是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唐人常健有一首《戏题湖上》:
湖上老人坐矶头,湖里桃花水却流。
竹竿袅袅波无际,不知何者吞吾钩。
一位老者坐在矶头上垂钓,湖里的水上漂浮桃花缓缓流去,然而这一切仿佛与他无关,面对眼前美景,不管有没有鱼上钩。他这里钓的又何尝不是和姜太公一样的心境呢?endprint
五、愤世嫉俗者
中国文人的愤世嫉俗即使在“渔父”这一隐者形象中都没有得到改变。《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就是最初的愤世嫉俗者。而后世的渔父之所以选择渔隐这种方式,多半是因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寄情于山水之间,过一种自在逍遥的生活。如唐人李颀的《渔父歌》:
白头何老人,蓑笠蔽其身。
避世常不仕,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蘆洲薪。
绿水饭香稻,青荷包紫鳞。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全诗叙述一个白发老人,也不知他是谁,身上披蓑戴笠,远避人间,在清澈的江水边钓鱼。他常常在明亮的沙滩边洗脚,在寂静的月光下垂钓。他住宿的地方无非是浅水沙滩,一年四季只是唱歌消遣。他手里的钓竿是湘江岸上的竹枝,他在船中生火做饭,用的是芦塘里取来的芦柴。他用江中清水煮饭,用青荷叶包裹钓得的鱼。这个渔人在这样的生活中悠然自乐,因为他所要的是保全自己天真的品性,因而对那些自以为“众醉独醒”的人,如屈原那样,徘徊于水边,有许多悲哀、苦闷之感,倒觉得很可笑。全诗的主题思想都在这最后四句而这最后四句,也正是屈原《渔父》的缩影。我们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如屈原《渔父》中愤世嫉俗者的形象。
总之,这些或垂钓,或撒网,或高歌,或笑看秋月春风的隐者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璀璨的群星,他们为中国文人的处世哲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渔父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群体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或因崇尚自然,追求闲适,或因奸佞当道,无法立足,或因社会动荡,躲灾避祸,或因失意仕途,排遣郁闷。高洁之士成了隐身江湖优哉游哉的渔父,知识分子在渔父身上寻找精神寄托,这是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渔父的出现和被推崇不是偶然的,渔父是仕、隐矛盾的产物。官场失意,走上归隐道路,自称渔父,连爱国诗人陆游也不能免俗。陆游《鹊桥仙》:“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陆游自称渔父,乃游戏之言,实际上表示对投降派的抗议。
渔父的生存方式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永远的渔父。他们从未有过做官的追求,虽然学识超人,然而不为世人所知,在隐逸中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那位“乐在风波钓是闲”的道士张志和堪称典型。一种是暂时的渔父。不做官或做官不得志,也来当一回渔父。柳宗元放逐之后,就以渔父自居。《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位独钓寒江的渔父正是作者新造的形象。还有一种伪渔父,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养志待时,将渔隐作为出仕的筹码。这样的“渔父”是对渔父精神的背叛。薛昂夫《塞鸿秋》:“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官居要津者故作清雅,大唱渔父之歌,唱不由衷,盗名欺世。
渔父精神既有消极意义,又有积极意义。傲世避世,享受精神的绝对自由,当然不值得提倡。然而,保持一分休闲、一分从容,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在平淡自然中体验人生的意趣,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意义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1]张卲博.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隐者形象探析[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27).
[2]李明珠.渔父形象的文化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报,2006(6).
[3]杨卫强.晚唐诗歌中的渔樵形象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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