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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想论文2篇

发表时间:2017-09-14 13:39  作者:符佳元  努力统计中... 人参与经济学思想论文2篇访问量在线咨询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作者:薛晴+刘湘勤
内容提要从利率风险暴露这一新的视角,揭示利率市场化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4-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和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暴露稳中趋降,不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的异质性显著增大;在相同的利率波动冲击下,利率风险暴露较大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降更快,且这种效应对非国有银行的影响尤为突出。進一步研究发现,收入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抵御利率波动的影响,但风险对冲工具对商业银行抵御利率波动的作用有限。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利率风险暴露利率敏感性缺口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047-07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呈加速态势,201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不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我国利率管制已经基本取消,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关键性进展。宏观层面上,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发育,有利于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几乎成为一般共识;但在微观层面上,利率市场化究竟怎样影响商业银行经营和盈利能力仍存在较多争议。一种观点是,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强化市场约束,长期来看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①相反的观点则强调,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市场竞争加剧,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大,会弱化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②
既有文献有关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研究主要关注存贷款利差变化影响。其基本逻辑是,利率市场化会加剧市场竞争,导致商业银行存款贷款利差缩小,从而弱化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③然而,一些针对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利率市场化实践的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后名义利差不一定必然缩小并在未来中长期保持稳定,净息差甚至会进一步增大,④但利率市场化后利率定价变化带来的不确性影响确实更加突出,即利率风险显著增大;⑤而且,即使存贷款利差收窄,一些商业银行通过调整资产配置结构和收入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部新兴资源富集地区民间金融功能重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14CJY066)
① 蔡逸仙:《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3期。
② 巴曙松、严敏、王月香:《我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
③ 牟怡楠、周好文:《中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及其影响因素》,《金融论坛》2007年第8期;钟伟、沈闻一:《银行业净利差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④ 李宏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挑战及应对》,《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2期。
⑤ 左峥、唐兴国、刘艺哲:《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否会提高银行风险——基于存贷利差收窄的一个视角》,《财经科学》2014年第2期。
结构,能够部分抵消存款利差对利润产生的不利影响。薛超、李政:《多元化经营能否改善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基于资产和资金来源的视角》,《当代经济科学》2014年第1期。因此,从根本上说,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不仅在于存贷款利差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利率波动带来不确定性增大,以及商业银行如何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和风险偏好,调整利率风险暴露水平,以适应这种变化。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的新视角,理论分析利率市场化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选择利率敏感性缺口率作为反映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的代理变量,利用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5年资产负债表数据,首先分析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的总体变化趋势;其次通过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利率波动、利率风险暴露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收入多元化和使用风险对冲工具对提高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从而得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从微观角度看,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大,即利率风险增大。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需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风险偏好,调整业务结构和风险管理模式。这种调整将显著改变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以及利率风险在整个银行体系内部的分布,使得不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呈现显著的异质性。这也使得不同的商业银行在面临利率变化带来的冲击时,盈利能力变化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利率风险暴露无疑是研究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
梳理文献发现,从利率风险暴露的角度考察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研究还十分有限,但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了利率风险(利率波动)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类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Samuelson,他指出:“只要商业银行存在期限错配,如果平均意义上商业银行的收入大于支出,利率上升就会损害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Samuelson P.A.,“The Effect of Interest Rate Increase on the Banking Syste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5,no.1,1945,pp.16~27.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美国储蓄贷款危机爆发后,大量文献研究了利率风险对商业银行股权价值、现金流和盈利能力的影响。Flannery和James首先考察了利率风险对商业银行股权价值的影响,发现利率上升会降低商业银行股票回报率,即商业银行股权价值与利率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Flannery M. and C. James, “The Effect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on the Common Stock Return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Finance, vol.39, no.4, 1984, pp.1141~1153.同时,他们的研究还发现,短期负债与短期资产比率越高的商业银行,股票回报率越容易受利率波动的冲击,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后续研究的支持。Aharony J., A.Saunders and I.Swary, “The Effects of a Shift in Monetary Policy Regime on the Profitability and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17, no.3, 1986, pp.363~377; Akella S.R. and S.I.Greenbaum, “Innovation in Interest Rate, Du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Bank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24, no.24, 1992, pp.27~42; Lumpkin S.A. and J.M. OBrien, “Thrift Stock Returns and Portfolio Interest Rate Sensitivi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39, no.2, 1997, pp.341~357.较近的研究直接考察了利率风险对商业银行现金流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发现相对于股票回报率,商业银行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对利率波动的影响更加敏感。English等发现利率风险上升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且这种效应对核心负债依存度高、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影响更为明显。English W.B., Heuvel V.D. Skander and Zakrajsek Egon,“Interest Rate Risk and Bank Equity Valuation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2.Landier等基于美国资产规模超过50亿元的全部金融控股公司1986-2013年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对利率冲击反映的敏感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承担水平。Landier A., D.Sraer and D.Thesmar, “Banks Exposure to Interest Rate Risk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4.冯鹏熙和龚朴通过采用Flannery等的部分调整模型对中国上市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进行长时段窗口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所选取的样本银行具有“借短贷长”的资产负债期限特征,在利率变动期内样本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并未为银行带来实质收益,其利率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冯鹏熙、龚朴:《利率变动周期与商业银行绩效的实证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9期。许倩通过采集我国17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年报数据,分析了存款利率上升和贷款利率下降对商业银行盈利所产生的影响,并测算和分析了其相应的变动区间以及商业银行对利率变动的承受能力。许倩:《存贷款利率变动对银行盈利的影响分析》,《浙江金融》2014年第1期。吕晓彤和叶小媛通过采集2002-2013年1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年报数据,对利率变动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存贷款利率的相关度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单个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相关度则基本一致,且普遍高于与存贷利率差的相关度。吕晓彤、叶小媛:《利率变动与银行盈利能力的相关性分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当面临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经营策略或者使用风险对冲工具对利率风险进行管理。Flannery和James的研究表明利率波动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十分有限,其可能的原因是商业银行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或经营策略能够减少盈利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Flannery M. and C. James, “The Effect of Interest Rate Changes on the Common Stock Return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Finance, vol.39, no.4,1984, pp.1141~1153.English基于10个工业化国家商业银行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或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能够较好地管理其在收益曲线上的风险暴露,因此利率风险对商业净边际收益率的影响有限。English W.B., “Interest Rate Risk and Bank Net Interest Margins,” BIS Quarterly Review, no.12, 2002, pp.67~82.但更一般的情况则是,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调整缺乏灵活性,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相对于利率变化存在滞后性,商业银行通过业务的结构性调整,很难完全消除利率波动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发达,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手段不足,无法有效对冲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Landier等的研究也证实,即使商业银行使用了风险对冲工具,其盈利能力依然受到利率风险的影响。Landier A., D.Sraer and D.Thesmar, “Banks Exposure to Interest Rate Risk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4.张军松和吴先满认为规避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可以通过发展中间业务、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来实现。张军松、吴先满:《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研究》,《商业时代》2010年第11期。陆静、王漪碧和王捷根据贷款利率市场化后我国商业银行为保持盈利持续增长而采取的两项措施,运用1997-2012年119家中国商业银行数据,选取非利息收入占比表示银行的盈利能力,选取贷款增长率与当年所有样本银行当年增长率中位数之差作为银行信贷过度增长指标,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风险,结果显示商业银行通过发展中间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措施在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是必须的选择,同时仍需要注意其中间业务收入来源的多样化。陆静、王漪碧、王捷:《贷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6期。张雪兰选取2001-2010年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将银行风险、非利息收入占比、收入多元化纳入到实证模型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和其非利息收入占比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之间存在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商业银行风险很难分散;张雪兰:《收入多元化能降低银行风险吗——基于中国银行业(2001-2010)的实证研究》,《投资研究》2011年第12期。同时,从监管的角度来看,银行的考核机制存在漏洞与偏差,会计计量标准还不规范,最终将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周开国和李琳基于1997-2008年中国14家商业银行的上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因此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并没有降低银行的风险。周开国、 李琳:《中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1年第5期。周鸿卫和陈莉在经典做市商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选取2005-2012年52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年报数据,运用两步回归法将净利息收益率进行分解,实证检验利率衍生工具对银行净利息收益率的影响,认为利率衍生工具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即一方面从风险意识上降低了对市场利率波动的敏感程度;另一方面增大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的利率敏感性缺口,从而增大了银行的利率风险暴露。周鸿卫、陈莉:《利率衍生工具对银行净利息收益率决定的影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16年第1期。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且不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的异质性增大;(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同的利率波动冲击对利率风险暴露程度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影响更大。(3)在相同的利率风险暴露水平下,收入多元化程度较高、使用风险对冲工具较多的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抵御利率波动对盈利能力的冲击。
三、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的变化趋势
1.利率风险暴露的度量方法
有关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的度量方法主要有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持续期缺口模型、VAR 模型和压力测试。其中,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的计算简便,对数据质量的要求相对较低,比较符合中国商业银行当前的实际。因此,本文采用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利用我國17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5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计算“利率敏感性缺口率”来度量我国商业银行利率的风险暴露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为:
利率敏感性缺口率(Gap)=(利率敏感性资产-利率敏感性负债)/总资产(1)
其中,利率敏感性资产是指商业银行一年内即将到期或者需要进行重新定价的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存放同业款项、拆出资金、一年内即将到期或者需要内重新定价的贷款等;利率敏感性负债指商业银行一年内到期和重新定价的负债,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借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拆入资金、活期和一年内到期的定期存款等。
由式(1)可知,利率敏感性缺口率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当利率敏感性缺口率为正值时,表示存在利率敏感性资产缺口,利率上升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收入;当利率敏感性缺口率为负值时,表示存在利率敏感性负债缺口,利率上升会减少商业银行的收入。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更加关注利率敏感性缺口率的数值大小而不是其符号。进一步而言,取利率敏感性缺口率的绝对值(仍以Gap表示),作为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的代理变量。
16家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全部来自WIND数据库和商业银行披露的年度报告。选取2004-2015年作为考察期,主要是因为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管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呈现加速态势,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2.利率风险暴露程度稳中趋降
图1给出了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5年利率敏感性缺口率(Gap)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变化趋势。由图1中的曲线可知,2004年以来,平均意义上16家商业银行利率敏感性缺口率绝对值表示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总体上呈现“稳中趋降”的格局。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市场利率波动性增大,商业银行利率敏感性缺口率绝对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意味着,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深化,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增大,经营决策趋于谨慎,倾向于降低风险偏好,利率风险暴露程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3.利率风险暴露异质性显著增大
由图1中的柱状图可知,2004-2015年间,16家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敏感性缺口率绝对值的标准差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且2012年以后上升速度有所加快。这意味着,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差异化增大,不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所反映的利率风险偏好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为了进一步考察我国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是否存在差异,图2将全部样本商业银行分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给出了这两类银行利率风险敏感性缺口率绝对值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知,国有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敏感性缺口率总体上高于非国有商业银行,且呈现较为平稳的变化趋势,说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并未出现显著下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风险承担意愿,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适应利率市场化和利率变化的能力较弱。股份制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敏感性缺口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应该是由于为了应对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利率风险,股份制商业银行主动地降低了利率风险暴露程度。
四、利率风险暴露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1.计量方法
前文的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暴露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本部分建立计量模型考察这种利率风险暴露如何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参考罗宏锋罗宏锋:《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吗——基于中国上市银行数据的实证检验》,《现代财经》2014年第12期。的方法,建立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式(2)中,ΔYjit=(Yjit-Yji,t-1)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商业银行的盈利变化。选择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j=1)和净利润(j=2)两个变量作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
Gap及其与Δr的交叉项(Gap×Δr)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Gap即通过式(1)计算出来的利率敏感性缺口率,表示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暴露程度;Δrt=rt-rt-1取当年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与前一年存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之差。α和β为待估计参数,分别反映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程度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作用机制。其中,间接影响是指利率风险暴露程度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间接影响其盈利能力。
Control={Size, Liquidity, Equity}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资产规模、流动性比率和杠杆率。其中,银行规模取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流动性比例取流动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杠杆率取所有者权益与总资产之比。
2.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与前文一致,所有数据全部来自WIND数据库和商业银行披露的年度报告),对式(2)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Panal A和Panal B分别是以净利息收入和净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由Panal A中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来看,Gap的系数分别为-0.114和-0.070,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利率风险暴露水平高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更弱,存在程度更大的利率风险,难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Gap×Δr的系数在列(1)和列(2)中分别为0.0347和0.021,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还会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从而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为了考察利率风险暴露程度对不同所有权性质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差异,将全部样本按照所有权性质分为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比较Panal A中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发现国有商业银行Gap和Gap×Δr的系数均不显著,而非国有商业银行二者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利率风险暴露对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不显著。作为稳健性检验,Panal B是以凈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与Panal A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改变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衡量方法不改变本文的结论。
3.进一步讨论:业务多元化和风险对冲的作用
当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增大时,会取多种策略规避利率波动对自身盈利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策略有两个:一是通过调整业务结构,增加中间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即通过采取业务多元化的策略,达到弱化利率波动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的目的;二是利用利率衍生产品,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即通过采取风险对冲策略,弱化低利率波动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理论上如果商业银行能够对利率风险进行完美对冲,可能完全消除利率变动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两种策略能否降低利率风险暴露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在式(2)的基础上分别引入Noninterest(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和Derivatives(金融衍生品资产占资产规模的比例)及其与Gap和Gap×Δr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见表2。表2中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Noninterest的系数为0.019,说明收入多元化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盈利能力。Noninterest与Gap和Gap×Δr的交叉项的系数分别为0.201和-0.045,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比较Noninterest×Gap和Gap的系数,以及Noninterest×Gap×Δr和Gap×Δr的系數,发现它们的符号相反,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提高非利息收入将会抵消利率风险暴露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Derivotives及其与Gap和Gap×Δr的交叉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采用风险对冲工具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有限,而且风险对冲工具也尚未发挥抵消利率风险暴露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作用。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还不发达,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总类少、规模小。在样本期内,各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占总资产的规模平均仅为0.5%,且以汇率衍生产品为主,利率衍生产品较少。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立足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本文从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这一新的视角揭示了利率市场化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5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验检验了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暴露和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暴露稳中趋降,且不同银行利率风险暴露的异质性显著增大,这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风险偏好呈现一定的差异化趋势;利率风险暴露程度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利率风险暴露程度还会影响商业银行盈利对利率波动的敏感性,从而间接影响其盈利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抵御利率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因此采取多元化策略对商业银行提高盈利能力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利率衍生产品市场不发达,商业银行金融衍生资产占比很低,尚不能发挥抵御利率波动风险的作用,风险对冲策略的有效性不足。因此,在加快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一方面应该强化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商业银行重视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业务创新能力以及拓宽收入来源渠道,降低商业银行对利率敏感性资产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应该加快利率衍生产品发展速度,为商业银行提供充分的利率风险对冲工具,降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冲击
作者单位:薛晴,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湘勤,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责任编辑:牛泽东
何炼成经济学思想评述
作者:王保忠+李忠民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对何炼成教授的经济学思想进行评述,主要有: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理论;密切联系时代背景,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发展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西方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开创与探索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治史方法,创建了中国价值学说史和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坚持学术研究与教学高度统一,努力践行创新的经济学教育思想。
关键词生产劳动理论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037-10
何炼成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新中派”代表人物,是中国《资本论》研究的权威学者,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创建的奠基人之一。何炼成教授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立足于《资本论》的教学和广泛传播,同时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髓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研究、经济学教育思想研究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创新。本文就上述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进行全景式评述。
一、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坚持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生产劳动理论也是最基本的范围之一。如何认识生产劳动理论关系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辩也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学术争鸣的焦点问题之一。何炼成教授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开启讨论之端,并以极高的研究热情参与始终,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理论观点。①
1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概念的多视角阐发
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經济学家的论著中,从不同角度对生产劳动进行了多个定义。从单纯的劳动过程来考察,马克思给出了第一种含义的生产劳动,即“生产劳动一般”,这是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生产劳动最初定义,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使用价值产生,抽象劳动凝结其中。只要有物质生产,就有生产劳动一般。从资本主义特殊生产方式来看,给出第二种含义的生产劳动,即“生产劳动特殊”,
*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资助软科学项目“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陕西地方金融平台构建与政策研究”(2016KRM017);西安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科技交流合作的模式与机制研究”(BS1439);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陕西地方金融平台构建研究”(2015ZXSK17)
① 李忠民:《何炼成经济思想研究》,《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具体含义。
何炼成教授指出,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对生产劳动划分的基本原理,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我国经济学界始于60年代的生产劳动理论大讨论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明确这两种划分标志的含义所致。有鉴于此,何炼成教授认为对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在正确理解第一种含义的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还应当结合特定社会形态具体考察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和个性。他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任务来说,后一方面的研究认识更为重要。②③贾明德:《何炼成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
2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特殊含义的开拓性研究
何炼成教授采用了马克思的基本方法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劳动范畴部门,首先包括属于生产劳动一般的整个物质生产部门,其次还应当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等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服务部门和业务部门。而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非生产劳动范畴部门主要包括:纯粹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文化教育等部门的行政部门、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国防部门等。②
在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中,何炼成教授第一次把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服务部门及文化、体育等业务部门的具体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这一认识冲破了长期流行的传统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一定生产关系本质反映观点的一次质的升华。何炼成教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视角考察生产劳动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理对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在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这也形成他的生产劳动研究的学术特色。
何炼成教授的生产劳动理论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为后继研究提供了平台和基础,这也正是一种科学理论所应具备的品质。③正如在谈到其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认识过程时,何炼成教授表明,关于对生产劳务(服务)和精神产品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研究中他持否定意见;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第三产业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经济学界有关生产劳动的再讨论,使他放弃了原有观点,形成了关于生产劳务(服务)和精神产品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的新观点。同时,他强调生产精神产品和劳务的这些劳动大部分是复杂劳动和脑力劳动,因此,这些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应大于单纯物质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表明,他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认识,也是一个随社会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过程。李忠民:《何炼成经济思想研究》,《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二、密切联系新的时代背景,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石。何炼成教授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背景,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新实践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科学阐发。
1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系统分析和论证
根据对《资本论》文本的认识,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所包含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看法。他认为应当从客观整体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伟大变革》一文中,他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六大变革及其基本内容。韦苇:《何炼成经济思想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第一,系统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二因素的分析,既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学家,也完全超越了自己过去的认识,以此形成其科学的价值理论体系。姚慧琴:《何炼成教授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及其贡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二,科学阐述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他认为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第三,科学地分析了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及其发展过程。他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来源于其对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摆脱了古典经济学脱离商品分析的根本缺陷,是其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何炼成:《何炼成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四,揭露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第五,科学地论证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及其与价值决定关系。第六,将马克思对李嘉图学说的两个难题的解决内容纳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体系之中。至此,他认为这六大变革缺一不可,系统构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何炼成教授将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和货币理论以及生产价格理论中的转形理论纳入其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中,突破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局限性,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更系统、更严密。
2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核心内容的独到见解和理论深化
(1)关于价值概念本质问题
价值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关键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关于劳动价值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争论源自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命题。孙冶方认为,这一命题与马恩共同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何炼成教授在孙冶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见解。第一,价值的形成和存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关系。第二,通过社会各部门内部关系和部门之间的关系,人们劳动的质和量得到了两重意义上的比较和检验。第三,劳动的质和量的两重检验,也即劳动产品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形成和具体决定过程。第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就已经初步论证了其价值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尽论证了恩格斯的价值命题。其中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价值决定的关系的论述,是理解恩格斯这一价值命题的关键。④姚慧琴:《何炼成教授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及其贡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何炼成教授通过比较研究,科学地解释了恩格斯有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命题与马克思《资本论》中价值概念的一致性问题,首次揭开了困扰经济理论界的一个谜团,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贡献。⑤韦苇:《何炼成经济思想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关于价值决定问题
价值决定问题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中争议最多、最激烈的焦点问题之一。它是关系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能否确立和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形成了至少三个学术派别:一派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一元论,以苏星教授为代表;另一派提出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主要以谷书堂教授为代表;何炼成教授通过与苏、谷等教授的学术争鸣,提出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和新见解。
第一,正确认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研究价值决定问题的基本前提。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质的方面更多地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量的方面更多地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发展。④
第二,他认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决定的分析是基础,是前提;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是第一种情形的扩展和引申,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形,是价值决定过程的发展和升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供求关系的不断复杂,可能会出现更多情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三,他明确反对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他认为把资本、土地、技术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也纳入价值创造范畴的错误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何炼成教授在价值决定方面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证,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我国经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⑤
(3)关于价值、平均价值、市场价值等经济范畴的比较问题
何炼成教授指出,关于价值、平均价值、市场价值这几个范畴,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质的方面看,三者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人类劳动一般或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从量的方面分析,三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特别是三者在量的决定上有明显区别。④姚慧琴:《何炼成教授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及其贡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他指出关于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是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理论中最抽象的分析。何炼成:《何炼成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52页。从最抽象的价值量决定问题向社会现实接近时,必然要联系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马克思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同时提出了市场价值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市场价值一方面取决于部门生产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生产的社会价值,也即中位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分析,市场价值也就是平均价值。韦苇:《何炼成经济思想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何炼成教授从价值决定角度,在我国学术界首次系统阐明和论述价值、平均价值、市场价值三个经济范畴的基本关系。他指出价值是从最一般的抽象分析得出的范畴;平均价值则是联系市场竞争进一步分析价值决定所得出的范畴;市场价值则是指通过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等而形成的价值,它一般是由平均价值决定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平均价值和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价值(即中位价值)相一致,在供求关系不平衡时,市场价值和平均价值就会背离,它会高于或低于价值。”④
何炼成教授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创新性地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经济学等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发展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在他漫长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以自身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分析力,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科学分析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之中。
1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因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何炼成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系统研究了商品经济的一般特征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特殊性,明确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他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属性具有二重性,即既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也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因此在较长时期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些研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3页;何炼成:《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经济研究》1978年第6期;何炼成:《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何炼成教授在其论著《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系统总结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原因。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的一般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为了进行交换,个别劳动就必须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在存在着不同经济利益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形成价值的实体,从而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第二,我国社会主义社會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具体结合上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只有采取商品经济形式,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形式。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的直接原因和决定条件。第三,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还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全民社会所有制。社会赋予企业以经营管理权,企业之间相互交换自己的产品和劳务,必须采取商品经济原则,实行等价交换。第四,因为我国必然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经济往来,这些经济往来必然只能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来实现。何炼成:《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
在何炼成教授看来,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一书中,他系统分析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市场经济的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经济产生的一般基础是社会分工。从这个角度看,与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一致的。第二,市场经济产生的必要条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要得到别人的产品就必须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进行交换。何炼成、李忠民:《中国发展经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他进一步指出,“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也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者的差异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为市场而生产产品,是在市场中交换产品,是相对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它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总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两者无本质区别。”④李忠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探索》,《当代经济科学》1993年第4期。
2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从全局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需要与时俱进。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何炼成教授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一文中指出,价值规律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离不开“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既然计划与市场有内在的统一性,那么市场和计划谁是“主”,谁是“辅”,如何准确把握二者的内在关系呢?针对这些疑问,何炼成教授指出,市场是第一性,是客观的,是计划付诸实施的基础;计划是第二性的,是主观的,是调控市场的主观行为。二者不存在主从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新经济形态。李忠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简评何炼成教授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研究》1996年第2期。
关于市场和计划的内在统一问题,何炼成教授在随后的著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有了更全面的看法和更系统的分析。关于计划调节的理解,他指出计划调节不等于计划。计划调节要以经济计划为前提。所谓计划调节,就是自觉地、有计划地按社会需要将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于不同的经济部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有计划性的要求,并不是说市场自身就会产生出计划性,而是指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离不开计划性。如果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这里面涉及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关键是培育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体系和规范市场秩序。④
3关于市场体系与市场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体系构建的问题。市场体系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等。何炼成教授认为,消费品市场在我国已经存在并正在不断趋于完善,而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却刚刚开始发展,且阻力很大。没有完善的生产资料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鉴于此,他对我国的要素市场作了重点分析,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论述,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于劳动力市场,何炼成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劳动的能力,是个静态的东西,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同时他指出,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力也是商品。对于劳动力是商品与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如何理解?他认为两者丝毫不存在矛盾。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指的是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后者是指劳动者在国家中所处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问题。此外,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就必然存在剥削关系的问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被少数人无偿占有的,而是大部分上缴国家和集体,少部分留给企业。这些上交利税和企业留存,最终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这里不存在剥削关系。何炼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资本市场的建立,有助于深化改革。何炼成教授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与资本经营》一中,深入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与资本经营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用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资本市场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仍然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特别是国有企业资本要有保值和增值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也可分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资本积累仍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源泉。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仍是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也有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并最终逐步实现资本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为此,必须使资本进入市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何炼成:《试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体系》,《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市场经济要健康良好的运行也离不开自身市场秩序的规范。何炼成教授对市场化改革以后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无序化现象及如何构建市场经济秩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无序主要是由产品经济的旧秩序造成的。他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无序与有序》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无序的原因:首先,经济政策失调是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直接原因;其次,经济发展战略失误加速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再次,双重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是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阶段性原因;第四,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是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针对这些问题,他首次论证了商品经济新秩序理论,并从多方面阐发了其基本内容。他认为市场经济秩序是特定生产方式中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和有效运行的机制和规则。构建市场经济新秩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主体行为。主体自身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主体行为秩序,它包括劳动者个人行为秩序、企业行为秩序、政府行为秩序。第二,市场经济客体机制的秩序。这主要是指客体诸要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过程。它包括商品化程度、货币化水平、资本化范围、资本人格化过程。第三,市场规则秩序。即市场竞争的合理准则,如自主原则、等价原则、公平原则、信用原则等。他指出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经济运行机制及其行为规范。
四、以西方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开创与探索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前提下,何炼成教授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和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开拓者和创建者之一,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
1关于中国发展经济学
(1)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发展经济学
从1997年至2005年,何炼成教授先后在《经济学动态》《西部商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讨论“中国经济学何处去”。围绕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和“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两大命题,开启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热潮。一些学者认为“过渡经济学”应当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何炼成教授认为研究过渡经济学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他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学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发展经济学诞生于二战后期的美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碰到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可借鉴。因此,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势在必行。为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早在上世紀90年代何炼成教授就向教育部提出建议,将发展经济学列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发展经济学科中设立博士学位、开设发展经济学必修课等,后来这些建议均被合理采纳。
(2)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体系
何炼成教授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论著体现了他关于中国发展经济学核心研究内容的独特思考。
第一,根据张培刚教授的《新发展经济学》基本框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构建了“八化”和“八大关系”的基本思路。所谓“八化”,是指工业化与城市化、商品化与市场化、社会化与国际化、现代化与信息化。这是我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所谓“八大关系”,是指为了实现这“八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的八个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要素特征与市场化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关系,现代金融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
第二,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为谁发展”两大部分的结构思路。第一部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社会主义分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第二部分着重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信息化与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三农”问题,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职能与建立法治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十大发展问题。何炼成:《资本论教学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上述关于中国发展经济学内容体系的创建思想,体现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不是一个僵化凝固的体系,而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完善着其理论体系。
2关于西部经济发展思想
西部地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研究可以看作是何炼成教授在中国发展经济学宏观理论研究中一个中观实践的运用和展开。
(1)西部大开发的根本问题是及时解决“三农问题”
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西部地区人民的贫困问题。解决西部的贫困问题,根本途径在于解决“三农”问题。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工业化、城镇化是由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然而,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更加艰难。由此可见,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合理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其次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逐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再次探索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扶贫开发和巩固扶贫成果。③贾明德:《何炼成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
(2)调整西部地区基本经济结构,压缩国有制,扩大私有制
在1987年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上,何炼成教授提出了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343模式(飞机模式),即30%为全民所有制,是主导、是机头;40%为集体所有制,是主体、是机身;30%为个体或私营经济,是机翼”。他认为所有制结构达到这样的程度,整个经济就可以腾飞。而依照这一模式,西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大大落后于东部:国有制经济仍占60%以上,个别省区达80%,私有制比重仅占20%左右。他指出这是西部经济发展滞后、东西差距连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当然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还有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但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应当着重考虑从体制改革角度,大力调整西部地区的基本经济结构,压缩国有制,扩大私有制。③
(3)建议国家修改《矿产法》,建立新的矿产资源开发体制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大部分省区是国家能源资源的重要保障地。然而,丰裕的资源没有使西部地区富裕起来,却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人民贫困等“资源诅咒”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何炼成教授认为主要是由矿产资源开发的不良体制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矿产法》突出特点是强调了国家对矿产资源利益的绝对主导,特别是在矿产收益的分配上未充分顾及地方利益和环境利益。因此,何炼成教授建议国家应当调整对西部矿产资源的开发政策:一是除国防战略资源外,其余矿产资源的经营主体要实现多元化,改变国有垄断经营的模式;二是坚决调整矿产资源的价值政策,实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三是调整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经营的财税政策,改革资源税、环境税征收体制,保障地方政府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来源,实现各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②贾明德:《何炼成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
(4)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思路和系列政策建议
依照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思想,何炼成教授针对西部地区发展提出了八大战略思考:“富民强区”的目标战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科教兴区的人才战略、非均衡发展的常规战略、跳跃发展的非常规战略、差异化战略、水资源战略、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为了落实这些发展战略,需要构建相应政策支撑体系,为此,何教授提出了相应的八大政策:基本经济制度、矿产资源开发政策、调整价格政策、特殊的金融资本政策、特殊的财税政策、建立分类调控的西部发展政策体系、特殊的人才政策。这一系列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在西部大开发的很多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体现。②
五、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治史方法,
创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在何煉成教授几十年的学术经历中,深切感受到经济思想史学对前沿经济理论的基础作用。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安排,任何企图斩断历史渊源,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而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
1关于价值学说史研究:首开专题思想史研究的先河
1957年第2期《西北大学学报》发表的《孙中山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初探》可以看作是他从事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开端。关于价值学说史的研究,他大致从西方价值学说史和我国古代价格理论发展史两个方面进行展开。
1984年,何炼成教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价值学说史》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和阐释价值学说发展历史的专著。该书着重论述了西方价值学说发展史,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发展史进行重点论述。同时把中国价值思想史的内容也包括其中,尽管是以“附录”形式加以表述的,但这种首创精神已经获得经济学说史学界和经济思想史学界的肯定,甚至有人认为这部分以“附录”形式出现的中国古代价格理论成果的学术价值丝毫不低于该书正文对西方经济理论中价值学说史的学术贡献。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价值学说史》的修订版,标志着何炼成教授在价值学说史研究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系统地剖析了西方价值学说发展史,同时将中国有信史记载的价格理论历史,正式纳入世界价值学说发展史体系中,并与西方价值学说史进行了有益的比较研究。这种把中国古代价格思想纳入价值学说史的研究框架,使其成为价值学说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从中发现中国价值学说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对世界价值学说的贡献,填补了价值学说史上的一个空白。何炼成:《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与资本经营》,《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对中国古近代价格思想的研究,是何炼成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对经济思想领域倾注精力的重要部分。他从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开始,一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格理论,从历史纵向发展入手,揭示中国古近代价格理论发展演化的轨迹。这些系列成果后经修订合为一部以《中国古近代价格理论和经济管理思想介评》命名的著作,何炼成教授对中国古近代價格理论的学术研究开创了专题理论思想史研究的先例,突破了过去学术界沿袭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方法和结构定势,创新性地以专题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相统一的思路,重在发掘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律性,从而展现了经济理论自身成长的渊源脉络。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价格十论》(《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中,他把中国古代价格理论归纳为十论:轻重论、供求论、伦理因素论、积著论、平籴论、平准论、自然属性论、市价不贰论、货币数量论、功力决定论。何炼成、李忠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是对从先秦到清前期著名思想家关于价格理论论述的全面系统的总结。在出版专集时,他把自己的思维和构思倒了过来,将这篇本来在书中排最后的作品放在了全书首篇,目的是让读者以较短的时间了解和领会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中这一瑰宝的精神实质和总体特点。这种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的前后差异,体现了他为读者、为后学者着想的良苦用心。
2关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治史方法与思维方法大胆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对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何炼成教授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系统思维法,大胆超越前辈和同仁,着意构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理论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高度,聚拢分散于历代各个思想家论著中的经济管理思想史料精髓及其内在联系,将其融合提炼成为一个周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一篇立意宏大、提纲挈领的总论和九篇部门经济管理思想史分论有机结合而成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③何炼成:《价值学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
在该著作中,何炼成教授把中国经济管理思想体系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以宏观目标的“富国之学”为基本线索。通过论述从西周到近代“富国之学”的演变过程和发展主线,提出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富国之学”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基本特点。第二,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上,事关经济发展与管理的全局性几大基础理论问题,长期成为众多思想家关注与争论的中心。可以概括为:动力论,表现为“义利”之争;经济结构论,表现为“本末”之争;分配论,表现为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消费论,表现为“俭奢”之争。第三,两条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针。一条是“无为而治”,即自由放任的方针;一条是“通轻重之权”,即实行国家控制的方针。③
综合来看,该著作克服了已往经济学说史与经济思想史惯用的方法,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系统思维法,第一次展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在重大部门和专业管理上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理论形成的历史走向,构成一个逻辑严谨的宏观体系。北京大学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教授说到,“过去已出版的这方面著作,不论从内容上还是范围上,都不是系统的、完整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它已经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了。”赵靖:“从中华文化宝库中发掘富国治生之学——兼评何炼成主编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赵靖先生的评价,赋予了这部著作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学科创建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六、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与教学高度统一,
努力践行创新的经济学教育思想在经济学界,何炼成教授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造诣颇深的著名经济学家,而且还培养了影响经济学领域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匠心独具的教育学家。这一成就引起了经济学界和社会的重视,1997年1月14日《光明日报》以“这么多经济学家缘何出自西北大学”为题对此现象进行了专门报道和解读。那么这些教育成就是如何铸就的呢?
1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何炼成教授经常这样告诫他的学生。先生这样说,自身也坚持这样做,善于发现真理,敢于坚持真理。文革期间,他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不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观点受到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冲击,被批成“孙冶方在西北的代理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批评来自某些权威或强势力量而放弃自己经过独立思考而得出的学术观点。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理念,不仅体现在他的教育经历中,而且也体现在他60年来的学术科研生涯中。何炼成教授参与的许多学术大讨论、学术争鸣不仅时间长、影响广泛,而且最重要的是先生始终以这样的理念参与学术讨论和争鸣,其中不乏有一些学者的商榷文章措辞尖锐,但只要是学术问题的范畴,先生始终会以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这些文章,如果是自己的观点的确有错漏,则会努力修改以致完善;如果认为自己的观点没有问题,则会以一个学者应有的平和心态再次撰文参与讨论。正是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教育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也使得一些学生最终成为知名的学者与经济学家。
2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培育民主宽松的科研学习氛围
何炼成教授培养学生,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兴趣,也不强迫学生服从其学术观点,在研究方向选择方面总是给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尤其是鼓励学生提出独创性的观点,发挥最大的潜能。“我不要求你们人云亦云,要自己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哪怕和我的观点对立,只要你能逻辑严密立论充分。”贾明德:《何炼成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这是何炼成教授经常给学生讲的话。正是他这种注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倡导开放式思维、“自由放任”的教育理念使其弟子摆脱了思想禁锢,不拘泥于传统理论,敢于创新,这才有了“何炼成现象”,才会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何炼成教授将这样的教育理念长期践行于自己深长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事业中。实事求是体现在他对发现真理、坚持真理的执着上,他不仅身体力行,还积极鼓励学生“只唯实”。解放思想体现在他鼓励学生创新方面,为此积极营造了非常民主宽松的科研学习氛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既造就了一大批中青年优秀学者,也赢得了弟子们对他由衷的敬佩。
从何炼成教授60多年的理论探索中可以洞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在为人和治学追求上,何老在早年时就追求孔子所倡导的“立言”志向。他在接受《西安日报》的专访时深有感慨地说:“我受古代文化的影响很深。孔子讲人生有三大目标:立德、立功、立言。我想立德不易做到,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标准,价值观念也不同;立功对我不合适。所以我最欣赏的就是立言,希望像古代的思想家一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中外之理,成一家之言。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为学和治学上,何老一直遵循《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道。从1956年开始发表文章,到80多岁仍然笔耕不辍。60多年来,他一直积极地、深入地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层出不穷的经济问题,并努力从理论上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形成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轨迹。除了坚持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前沿和教学一线不懈奋斗,何老还甘为人梯,支持和提携青年人,运用独到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培育了一批青年学生,鼓励他们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进行积极、勇敢的探索,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经济学教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正如他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所写到的“夕阳无限好,晚霞映满天。”现在何老依然对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着理论思考,如对中国宪政改革的思考、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对收入分配等民生问题的深入思考,正所谓“一代宗师,学者情怀”。
作者单位:王保忠,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李忠民,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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